石鼓(先秦時期秦國文物)

石鼓（Shi-ku，Stone Drum）又稱獵碣、雍邑刻石、陳倉石鼓、岐陽石鼓等，為戰國時期秦國的遺物，唐代初出土於陝西寶雞，一說出土於天興三畤塬（今陝西鳳翔縣城南），另一說出土於陳倉（今寶雞市南石鼓山一帶）。因其形狀像鼓，所以命名為石鼓。

石鼓共有十塊，為花崗岩質。其圓頂呈饅頭形，上狹，中間略鼓，平坦光滑，下凹凸不平天然曲折，底部均為人工鑿成的平底。十塊鼓的高低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最高者高95厘米，最矮者高60多厘米。

石鼓每面均鑿刻文字，名為「石鼓文」，秦石鼓文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名稱取所刻詩篇的前兩個字，即《吾車》《汧殹》《田車》《鑾車》《霝雨》《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其內容系君王臣公們的征旅漁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每首詩十八、九句不等，均為大篆四言詩， 共十首, 計718字。但因年代久遠、經受過風霜，石鼓文字多有剝落。據郭沫若先生統計,十首詩歌現存465字。

石鼓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國之重器。2013年1月1日《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創刊號推出九大鎮國之寶，石鼓文名列第三位，被冠為大秦帝國的「東方紅」。

歷史流轉

石鼓出土后歷經千年滄桑，先後輾轉大江南北，從皇宮到荒野，從孔廟到戰場都有石鼓的蹤跡。

唐

文物出土

史料記載，唐朝貞觀年間（公元627年—649年），在陝西鳳翔府陳倉山（今寶雞市石鼓山）北坡的荒野之中，一位牧羊老人發現了10隻怪異的花崗岩大石頭。這些碩大的石頭圓而見方，上窄下寬，高約90厘米，直徑約 60 厘米，中間微凸。石頭上的泥土被清除后，每塊石頭上都精心篆刻一首四言古詩。因為筆法奇異，當時無人能識， 又因石形如鼓，稱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則被稱為「石鼓文」。當時發現的時候上面總共有 718 個字，現在能辨認清楚的字只有300餘字。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

石鼓文的發現震驚了朝野。文人墨客紛紛慕名而至，一窺究竟，他們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尋名家研究。唐初的書畫家、詩人，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人在看到石鼓文的拓本后，皆驚嘆石鼓文的「古妙」，紛紛前來，為其作詩寫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就寫過一首《石鼓歌》，全文500餘言，表達了韓愈當時是希望朝廷能把石鼓用幾匹駱駝馱回京城長安，以便更好地保護珍貴文物，也利於研究，但他的建議沒被採納，石鼓在雜草叢中長滿青苔，任憑「牧童敲火牛礪角」。

安史之亂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亂」爆發，避至陝西寶雞雍城附近的唐肅宗聽到石鼓的傳聞后，責令州府官員將10隻怪石運下陳倉山，遷往雍城城南，與駐紮在這裡的文武百官一起賞玩。不料石鼓遷至雍城不久，叛軍逼近鳳翔，文武百官出逃。為躲避戰禍，石鼓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並對外宣稱「毀失」。

「安史之亂」平定后，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訪到了石鼓的埋藏之處，請朝內的名家主持挖掘。韓愈還因此上書朝廷，請求移石鼓至京城太學府內妥善保管，但韓愈的請求未引起朝廷重視。

公元814年，鄭餘慶就任鳳翔尹，兼職國子祭酒，主掌國家教育、文化。他偶然看到了韓愈的奏章，便重新奏請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陳倉石鼓。曝於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當地孔廟。石鼓重新出世，因多年自然侵蝕導致字跡殘缺不全，並由於一直被棄於荒野，其中一面《作原》石鼓遺失。至唐朝末年，鳳翔孔廟在戰火中被焚毀，廟內所藏的9隻石鼓也被人盜走。

宋

北宋一統天下后，宋仁宗無意中發現了關於石鼓的傳奇紀略，對遺失百年的石鼓產生興趣。他令人遍地尋訪、查找石鼓下落。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光之父司馬池幾番周折， 終於找到石鼓，但尋到的石鼓只有9隻，早在唐末便已遺失的《作原》石鼓仍沒有蹤跡。

北宋皇祐年間（1049—1053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得到一份石鼓文的拓片，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他發現這份新的拓本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經多方探查，終於查明這份拓本源自關中的太氏家族，向傳師立刻備馬出發，當抵達太氏村莊后，獲知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於瘟疫。幾經輾轉他還是在村中一戶屠夫家尋到石鼓。但此時的石鼓因多年被村民當做石臼和磨刀石，導致上面的文字被磨去大半，損毀嚴重，僅余石鼓下半部的4行文字。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運抵京城，石鼓被正式移送至太學內保存，10隻石鼓重新聚齊。

宋徽宗對石鼓更加痴迷，大觀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詔將石鼓遷至汴京之辟雍，下令用金填平石鼓文字。宋徽宗覺得，這樣就沒人能再破壞石鼓了。宋徽宗的喜愛使石鼓得到了短暫安全，但好景不長。「靖康之變」時，金兵攻入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這10隻石鼓因填注了黃金被金兵視為珍寶，隨着徽、欽二帝北遷。石鼓被運到燕京（今北京）后，金人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黃金，將石鼓丟棄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戰禍而被遺失荒野。

元、明、清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聯軍攻破燕京，隨軍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發現了掩藏在廢墟之中的10隻石鼓。王檝將其保存於孔廟之中，並請專人看護。元成宗大德時，國子監教授虞集又將石鼓送交朝廷，安置於國子監大成殿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用磚圍壇以承之」）。至此，石鼓才得到了妥善的保護。而後的元、明、清三代，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廟內存放。

乾隆年間，乾隆皇帝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辟雍。據文獻記載，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正月，時年80歲的乾隆開始研究石鼓文，他最感興趣的就是考證《作原》石鼓的流傳過程。乾隆帝據韓愈《石鼓歌》中寫到的「為我度量掘臼科」句，認為《作原》石鼓在唐代時已成臼形，而非宋時散佚后所為，因此有感而發，寫下了一首詩跋，並命刻在石臼周圍平面上，從此，此詩便與「乍原」石鼓共存了。

現當代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當局決定將北京故宮博物院內的1.3萬箱國寶南遷，石鼓也在其中，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石鼓大而重，每隻石鼓重約1噸，字在石皮上，而石皮已與鼓身分離，稍有外力便會脫落。 南遷路途遙遠，兇險未卜，包裝石鼓是首要問題。2010 年，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在 《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后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1933年4月19日，10隻石鼓與音訓碑被包裝成11個大木箱裝上列車，直達上海保存。1936年，南遷文物又運至南京。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這批文物運離南京，途經徐州、鄭州、西安，來到寶雞，再遷至漢中，翻越秦嶺，走蜀道進入四川成都。1939年7月運至峨眉，存於西門外武廟西配殿。1943年，峨眉縣城的一場大火，差點毀掉石鼓。

抗戰勝利后，南遷文物又從重慶陸續運回南京。石鼓因笨重，走陸路從重慶直接用汽車運回南京。運送途中險象環生，途中曾發生兩次車禍。在江津廣興鄉時，司機不小心將車撞上了一棵樹，所幸的是石鼓包裝紮實，未被損壞。車離開黔江后，又為避讓另一輛車而再次翻倒，車子摔到了山下，石鼓卻保存完好。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蔣介石籌備撤退，並計劃將國寶文物轉運台灣，其中就包含石鼓。但臨近起飛時，飛行員報告說，飛機已嚴重超載，無法保證飛行安全。 經過一行人的再三商討后，這10隻體積碩大的石鼓被留了下來。

1950年1月27日，石鼓被安置於北京故宮的中和殿。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自此，10隻石鼓與潘迪音訓碑一起留存於故宮博物院。

2004年，故宮專設石鼓館展出石鼓，2017年又將寧壽宮作為新的石鼓館，重新改陳布展。

文物特徵

石鼓

石鼓數量共為10面，質地為花崗岩。

形狀為圓頂呈饅頭形，上部窄，中間略鼓，平坦光滑，下部凹凸不平天然曲折，底部均為人工鑿成的平底。

10鼓的高低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最高者高95厘米，最矮者高60多厘米。直徑約60厘米。

石鼓文

石鼓每面均鑿刻文字，名為「石鼓文」，石鼓文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字體為大篆，內容為記敘遊獵的十首詩，因此也被稱為《獵碣》。每首詩十八、九句不等，均為四言，同《詩經小雅》中的「車攻」一首有相似處。

石鼓文共計718字。但因年代久遠、經受過風霜，石鼓文字多有剝落。據郭沫若先生統計，十首詩歌現存465字。另外還有半字、重文的現象。

石鼓文有些字型與籀文相同。籀文也稱大篆，傳說是周宣王時太史籀所造。籀文型體齊整穩定，春秋時期已在秦國流行，流行過程中又進一步簡化和線條化。此石鼓文書法朴茂渾古，清代康有為對它的評價是：「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清代一些書法家的篆書多得力於此。　　

石鼓名稱取所刻詩篇的前兩個字，即《吾車》《汧殹》《田車》《鑾車》《霝雨》《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其內容系君王臣公們的征旅漁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石鼓詩歌通過從秦之建立、立國、發展、創立帝業這一發展順序，對秦人歷史發展進程有重大貢獻的先祖及始皇帝的重大歷史事迹進行了歌頌，詩歌描繪出一幅幅形象生動的秦人創業發展的歷史畫卷。

《吾車》記述秦公出獵的情景；《汧殹》描寫的是汧河的美麗景色；《田車》記述秦公及隨從登原遊獵的盛況；《鑾車》記述秦公遊獵時所乘鑾車的華麗；《霝雨》記述秦公及隨從冒雨渡河的情景；《作原》記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場景；《而師》描寫秦國師旅強勁善戰；《吾水》敘述秦國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吳人》記述虞人為秦公獻祭而奔忙。

10面石鼓上的文字雖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聯繫。《吾車》和《汧殹》的詩句較完整，其餘石鼓文字脫落嚴重，只留隻言片語，《馬薦》已一字無存，推測是描寫雨過天晴，天空出現彩虹的情景。

石鼓文圖冊

（參考資料）

文物價值

石鼓是中國至今發現時間最早的石刻，被列為「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之一」。

其上的《石鼓文》是篆書之祖。石鼓文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遺文，從史學觀點來看，石鼓文記錄的雖是秦國君主狩獵之事，但其中與政治、外交、祭祀有關的內容，為研究東周秦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從文學觀點來看，石鼓文以四言古詩的形式記錄了當時的歷史，其中的遣詞用韻、風格情調等，和《詩經》極其接近，是除《詩經》外的又一敘事史詩；從文字學觀點來看，石鼓文介於西周金文與秦朝小篆之間，是研究中國漢字形體演變的珍貴實物；從書法藝術觀點來看，石鼓文是中國東周時期的書法精品，後代書法家都對石鼓文書體十分崇敬；從雕刻藝術來看，石鼓文是石刻藝術的元宗，與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截然不同。

相關論爭

刻制時代

關於石鼓文的刻制年代，學界一直有不同觀點：

唐宋兩代學者均認為，此鼓為西周遺物，杜甫的《贈 李潮八分小篆歌》、韋應物的《石鼓歌》、韓愈的《石鼓歌》、梅堯臣的《雷逸老仿石鼓文見 遺因呈祭酒吳公作》、蘇軾的《石鼓歌》、蘇轍的《石鼓歌》、揭傒斯的《石鼓歌》、李東陽的《石鼓歌》、何景明的《石鼓歌》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論述。

直到宋代鄭樵作《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論」才盛行起來。石鼓所刻文字字體在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當代「主秦說」的觀點比較興盛。但石鼓究竟刻於秦前還是秦后，一直沒有定論。

因此，「主秦說」下又細分以下觀點：一是「主襄公說」。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斷定石鼓為秦襄公時期刻制；二是「主文公說」。清末學者震鈞《石鼓文集注》斷定，石鼓文刻於秦文公時；馬敘論 《石鼓文疏記》、宋鴻文《石鼓文新探》，還有羅 振玉、楊壽祺等先生，他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進行考證了石鼓文屬文公說。三是「主德公說」，王國維先生在《明拓石鼓文跋》中提出了相關論述。四是民國馬衡判斷為秦穆公時；五是「主獻公說」，唐蘭在 《石鼓文年代考》中論證。除此之外，還有「主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說」（羅君惕 《秦刻十碣考釋》，程質清《石鼓文試讀》）。還有持別的觀點，如「主漢說」「主北魏說」「主宇文周說」 等。

當代研究者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劉星、劉牧在《石鼓詩文復原譯釋》中提出，石鼓文產生於始皇二十八 年（公元前219年）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書令下三十日之內一段時間的可能性較大。但此說法仍舊不是定論。

石鼓文排序

石鼓文的順序即石鼓上所刻十首詩的順序，由於原石屢經遷移，歷代學者的見解皆不同，即便是南宋同時代的幾位金石學家：薛尚功、鄭樵、王厚之等著述也觀點相異同。除《鐵網珊瑚》中所記錄的趙古則版本排序與薛尚功一致外，元明以後諸家大多與王厚之的排序一致，楊慎的《東坡本》也在其中。中國秦文學會理事李鐵華在《石鼓文十議》中，論證了自己的排序方法：以十鼓詩中的內涵以及《史記·秦本紀》所記載的有關年代先後排列。幾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排序如下：

薛尚功：《而師》《吾水》《田車》《鑾車》《汧殹》《馬薦》《作原》 《吾車》《霝雨》《吳人》

鄭樵：《汧殹》 《作原》《吾車》《田車》《鑾車》《吳人》《馬薦》《霝雨》《而師》《吾水》

王厚之：《吾車》《汧殹》《田車》《鑾車》《霝雨》《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

震鈞：《吾車》《田車》《鑾車》《馬薦》《作原》《吳人》《吾水》《霝雨》《汧殹》《而師》

郭沫若：《汧殹》《霝雨》《而師》《作原》《吾水》《吾車》《田車》《鑾車》《馬薦》《吳人》

李鐵華：《汧殹》《作原》《田車》《吳人》《吾水》《霝雨》《馬薦》《吾車》《鑾車》《而師》